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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百科:商帮

时间:2010-12-03 13:59:06  来源:百度  作者:

  商帮起源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十大商帮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五大新商帮

  近年来,“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亲缘与地缘是商帮的基础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

  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主体部分,商帮是民营企业的集合。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都曾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

  商帮自出现之初便与民营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历史,无论是哪一朝代,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与存亡,商帮的兴衰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然而,到清朝中后期,由于连年征战,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衰败,商帮也逐渐衰落。 封建商帮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在皇权至上的历史前提下,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曾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这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尴尬地位——“民营”不等于“民有”。因此,封建王朝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商帮,在那个时代中从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结局。

  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代表商帮,而商帮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在。商帮的兴起同时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另一个体现,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扮演着最不可忽视的角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发迹于草莽与坎坷之中,如今却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据统计已经占全国GDP比例的65%,因为有了成熟的民营经济,也便进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复兴。

  以浙商为例,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而浙江民企的实力,几乎占据了国内民营经济的半壁江山。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就是“抱团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帮文化”。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巨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从资金融通,还是市场开拓,商会、协会都为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对待商帮问题上,改革开放的缔造者邓小平在评价宁波帮时曾说“宁波帮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不仅充分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还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由此可见,新中国更加重视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商会便是新时代商帮文化的载体,商会文化也是商帮文化的传承、革新的产物所在。驻京办往往承载了这样的职能——团结老乡,多数驻京办都会组织在京人员联谊会,另一方面,“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北京福建企业商会”等区域性标志明确的商会组织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远离故土、异乡创业的各地商人的娘家,我们可以称之为“商帮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海外华商,而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就是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商帮组织。他们为华商的海外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为所在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在全球其他国家对中国还犹犹豫豫抱观望态度的时候,由于与内地的“亲缘、情缘”关系,首先进来的就是港台和其他海外华商的投资,当初甚至本身只是一些“侨汇”,除个别外,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小额投资,领域也以“三来一补”加工工业为主,正是这些华人华商开拓进取精神,才使闽粤地区形成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从而激活了地方经济。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里说过:“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规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全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 有媒体甚至评论说,如果在每一个存在华人社团的城市上标注一面小红旗,那么地图就会变成一张红纸。目前在全球分布着成千上万个华人社团,星罗棋布的华人商会,既是联系华人社会的纽带,也成为与国内保持血脉关系的民间桥梁。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海外侨胞。第一次是在谈2009年中国应对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所取得的成绩时,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海外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第二次是在谈维护中国统一时,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维护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和促进和平统一大业。

  无论是哪一支商帮,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从事着何种行业,没有人忘记自己的根本,这就是商帮的力量,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拳拳爱国之情。正如温家宝总理2008年9月23日在纽约会见华人华侨时所说,“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从大陆、台湾,还是港澳来,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祖国这棵参天大树的一片叶子,而在这棵树下,那些根是连在一起的,是谁也分不开的,这就是血脉相连。” 商帮文化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商业文化精髓,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商帮文化的繁荣与振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商帮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催生力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催生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更是民营经济振兴的文化特征。因此,商帮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节选自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杨金贵所著《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一文)

  中国明清三大商帮

  综述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

  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

  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
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明清三大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但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转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政策的变化对明清三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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